作者：劉慶柱《光明日報》（ 2024年03月30日 11版） 

中華文明形成、國家出現(xiàn)，目前中國學術(shù)界一般認為其判斷標準中，包含有與祭祀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要素。先秦文獻《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見古人早在兩千多年前已經(jīng)將“祀”視為“國之大事”。

黃帝祭祀的對象是黃帝，其祭祀內(nèi)容主要包括黃帝故里拜祖與黃帝陵的祭祀。中古時代以后更多黃帝祭祀在都城之帝王廟進行。

黃帝祭祀不同于中國歷史上其他王國、王朝的國王、皇帝祭祀，他們是各自王國、王朝的后代國王、皇帝對其前代國王、皇帝的祭祀，而黃帝祭祀則是中國歷史上歷朝（包括王國）對黃帝作為中國與華夏、中華代表的祭祀。司馬遷《史記》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國家通史，《史記》之首篇為《五帝本紀》，而黃帝又是《五帝本紀》中的第一“帝”。由于黃帝是中華文明形成的締造者，中國的國家創(chuàng)建者，更是華夏先民的共同祖先，因此被稱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歷史文獻記載，黃帝祭祀，一般由當時的國王、皇帝或國家重要官員代表國王、皇帝以國家名義對黃帝進行祭祀，這成為兩千多年來黃帝文化的重要內(nèi)容。

國家祭祀黃帝有著久遠歷史，關(guān)于黃帝祭祀的歷史文獻記載很多，如《史記·封禪書》卷二十八：“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于公元前110年，“祭黃帝冢橋山”?！段簳肪砣短婕o》：北魏明元帝東巡涿鹿，“使者以太牢祀黃帝廟。”唐玄宗在唐長安城建帝王廟，祭祀五帝及其他帝王。與此同時還在上述帝王故地置廟祭祀。明代又恢復(fù)了都城之中置帝王廟祭祀黃帝及歷代帝王。到了清代北京城的帝王廟已經(jīng)發(fā)展為國家宗廟，其包括了對黃帝等五帝與歷代王朝帝王的祭祀。上述歷代王朝，不論是中華民族的哪一個民族作為國家統(tǒng)治者，他們都將黃帝的祭祀，作為國家的重大祭祀活動。

黃帝文化的核心是“中”與“中和”，而其“中”的空間位置，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昔唐人都河?xùn)|，殷人都河內(nèi)，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shù)百千歲”。這應(yīng)該是黃帝被認定為中華“人文始祖”的原因所在。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的活動范圍雖然“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但其“都邑”在今河南新鄭。黃帝后繼者顓頊、帝嚳、唐堯、虞舜與其后的夏商王國的國王均于“三河地區(qū)”置都邑。如《左傳》《竹書紀年》均記載，顓頊都邑于帝丘（今濮陽），今濮陽附近的內(nèi)黃有顓頊、帝嚳的“二帝陵”之說。至于虞舜都邑于“歷山”（濮陽），有《清華簡·保訓(xùn)篇》記載佐證，又有《史記》記載“陶”“為天下之中”。

濮陽的空間位置，其實1987年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發(fā)現(xiàn)的6400多年前第四十五號墓出現(xiàn)墓主人兩側(cè)是蚌殼堆塑的“龍”與“虎”的形象，死者腳下則是北斗堆塑，天文史學者與考古學家認為這就是測中“北斗”的天文圖像。說明那里的人早在舜之前近兩千年已經(jīng)認為那一帶是“天下之中”了，這恰恰又佐證了虞舜“求中”于“歷山”（今濮陽）的歷史延續(xù)的合理性。

《保訓(xùn)》又記載了改變堯舜“求中”于陶的是商湯六世祖上甲微，其“求中”于“嵩山”，也就是說從夏王朝開始回復(fù)了黃帝有熊國都鄭州地區(qū)為天下之中的規(guī)制，考古發(fā)現(xiàn)也佐證了這一結(jié)論。1977年在登封市告成鎮(zhèn)考古發(fā)現(xiàn)的王城崗城址，被認為是夏王朝最早的都城——禹都陽城。此后又在新密市發(fā)現(xiàn)夏代中期的新砦城址（有學者認為是夏啟之都），以及屬于大嵩山范圍偃師二里頭城址、偃師商城，鄭州商城等夏商王都。

從黃帝開啟的“三河”地區(qū)為天下之中的政治理念，也就是人們的空間概念從“東、西、南、北”的“四方”，發(fā)展為“東、西、南、北、中”的“五方”。“東西南北”的“四方”是“和”，“四方”要“和”于“中”，這樣顯示出“中”對于“東西南北”空間等距離的所折射的“公平”“公允”“公正”，這也就奠定“中和”的形成。其核心就是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家國一體、家國同構(gòu)、國家認同的“黃帝文化”，在此基礎(chǔ)之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就是黃帝文化的歷史真諦！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有著久遠歷史，而這一意識的形成與發(fā)展是造就中華不斷裂文明的“思想基礎(chǔ)”。因為上古時代至今的中國不是西方的“城邦國家”或曰“民族國家”，中國歷史顯示其國家從形成伊始就是跨地域、多族群的廣域國家。從久遠歷史發(fā)展觀察，從中華“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一路走來，其三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人群”是“一脈相承”的。只是因為他們分別在廣闊大地之不同地方的不同環(huán)境，形成、造就了不同風俗習慣、不同文化特色的人群、族群。當社會歷史車輪進入“文明時代”、邁入“國家”門檻之時，他們均成為中華國家的“國民”。

當前中華民族認同、中國之國家認同，是時代的需要，是增強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是維護國家統(tǒng)一的需要。兩千多年來黃帝拜祭和黃帝祭祀，恰恰是支撐了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斷裂的這一歷史傳統(tǒng)。弘揚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優(yōu)秀歷史文化傳統(tǒng)，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恢復(fù)并弘揚中國古代歷史上國家對黃帝的祭祀，有利于國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加強。我們從血緣政治、地緣政治兩方面都應(yīng)該把“黃帝拜祖大典”與“黃帝陵祭祀大典”辦好，這是傳承“黃帝文化”的重要內(nèi)容。

（作者：劉慶柱，系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歷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