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創(chuàng)新、浪漫，是北京專家點評“上海出品”舞臺劇《覺醒年代》和話劇《英雄兒女》的高頻詞，也是當下上海紅色主題創(chuàng)作的關鍵詞。一批飽含著理想主義和革命底色的文藝作品，在上海這座流淌著紅色血液的城市里，迸發(fā)出全新的表達與活力。

青春敘事，讓舞臺上年輕的演員擔當起以青春書寫青春的文藝使命：《英雄兒女》中的主角“王芳”“王成”僅30歲出頭，正值風華正茂的年紀；上周，雜技劇《戰(zhàn)上海》迎來第100場演出，六位平均年齡只有17歲的“新戰(zhàn)士”站上了舞臺；23歲的聶耳與田漢合作寫下《義勇軍進行曲》，上海歌劇院正在創(chuàng)排的同名原創(chuàng)民族歌劇將聚焦這段風云故事；上海芭蕾舞團舞劇《百合花》的創(chuàng)作輪廓逐步清晰，著名作家茹志鵑筆下19歲小通訊員的身影留在一代人的記憶中，他稚氣未脫卻毅然將寶貴的生命奉獻給人民……歷史，因為動人而被銘記，因為講述而生生不息。上海文藝創(chuàng)作的舞臺上，曾是燈塔照亮前路的他們從未謝幕。

跨越時空，青年與青年“面對面”

不久前，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創(chuàng)排的《覺醒年代》和《英雄兒女》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掀起一股紅色浪潮。臺上志愿軍們一同喊出“為了勝利，向我開炮”，臺下00后觀眾熱烈鼓掌：“英雄再次來到了我們面前！”

在京舉行的座談會上，業(yè)內人士共同復盤。劇作家王儉感慨，《英雄兒女》充分體現(xiàn)了當下文藝工作者用先進文化對精神高地的堅守。中國文聯(lián)理論研究室副主任胡一峰更是不吝贊美：“深度契合當下的文化時尚和審美趣味，特別是對發(fā)生在朝鮮戰(zhàn)場上多次重逢的細膩表現(xiàn)，有力地推動觀眾的情感隨著人物命運達到頂點。”而《英雄兒女》讓觀眾成功“入戲”，源自導演胡宗琪的反復叮嚀，“要沉浸到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中，別忘記如今的幸福生活是如何得來的”。“王成”扮演者劉炫銳每次演到與妹妹“王芳”簽“一對紅”的戲份，總會禁不住紅眼眶，“在九死一生的情況下，這群青年是多么單純赤忱，又是多么心無旁騖的堅定勇敢”。

“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每一個時代都需要青年的力量。在舞臺劇《覺醒年代》演出過程中，臺下觀眾與舞臺上百年前的青年隔空對話，內心一次次被點燃。“劇中，李大釗把自己的大衣扔給了離京赴滬的陳獨秀，這一扔，就把歷史寫活了。”劇作家歐陽逸冰表示，“《覺醒年代》把歷史寫成了活的歷史，不是按照空泛的理念，而是按照創(chuàng)造歷史的人的生命活力去寫。”《中國戲劇》編輯部副主編靳文泰建議，具有“電影質感”的好戲《覺醒年代》與《英雄兒女》，應該更多與高校學子面對面，讓年輕人更直觀地感受信仰的光芒。

新作迭出，“上海出品”從英雄故事中汲取力量

“你多大了？”“19歲。”“參加革命幾年了？”“一年。”在茹志鵑決定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百合花》時，她首先設定的人物便是小通訊員：一個質樸羞澀的青年。一條印著白色百合花的新被褥貫穿于故事中。最初，它經由新媳婦的手交予憨厚的通訊員。而在故事的最后，它被蓋在已經犧牲的通訊員臉上。原來，在戰(zhàn)斗中，當一顆手榴彈在擔架隊員們中間冒煙亂轉時，小通訊員毫不遲疑地撲了上去，用自己年輕的生命解除了人民群眾的危難。

“海安之行，讓我們的創(chuàng)作腳落地了。”7月下旬，為給舞劇《百合花》的創(chuàng)作打下扎實基礎，上海芭蕾舞團團長辛麗麗、著名作家王安憶和一眾主創(chuàng)前往故事的發(fā)生地——江蘇海安采風。戰(zhàn)爭時期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是小說的最動人之處，也是《百合花》希望著力展現(xiàn)的地方。辛麗麗期待《百合花》可以豐滿和完善海派芭蕾的藝術風格，“用芭蕾語匯講述更多我們自己的故事”。

作為國歌的誕生地，上海在藝術創(chuàng)作中也無愧于一座英雄之城。上海歌劇院正在創(chuàng)排的原創(chuàng)民族歌劇《義勇軍進行曲》，以吳海勇的《起來——〈風云兒女〉電影攝制與〈義勇軍進行曲〉創(chuàng)作歷程紀實》一書為基礎，通過歌劇的音樂敘事結構，描繪風云年代的風云故事，藝術化再現(xiàn)《義勇軍進行曲》創(chuàng)作歷程的同時，也體現(xiàn)當時田漢、聶耳等上海左翼文藝青年反抗侵略、保衛(wèi)祖國的熱血與決心。

“無論電影《風云兒女》還是《義勇軍進行曲》，都屬于上海的紅色記憶，與這座城市的歷史與文化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這正是上海歌劇院創(chuàng)排歌劇《義勇軍進行曲》的動因之一。”上海歌劇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趙蕾說。（記者 王筱麗 姜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