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柳浩楠

天中大地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早在遠古洪荒時期，人類就曾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以刀耕火種的原始勞作，點燃了文明的火花，成為中華民族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在我國文化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南北朝時期，玄學和宗教盛行，鬼神等迷信思想嚴重泛濫，南陽舞陰（今泌陽縣）的無神論者范縝，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創(chuàng)作出的《神滅論》，在我國古代思想發(fā)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范縝    栗東旭/繪

范縝，字子真。主要活動于南朝宋、齊、梁三朝，是著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家、杰出的無神論者。范縝集漢晉以來神滅思想之大成，對當時佛教的理論基礎神不滅論進行了反駁和批判，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的神滅論思想，進而撰成《神滅論》一文，把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和無神論思想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范縝一生成就顯著，在為官處世中所體現出的不隨流俗、不畏權貴、剛直不阿的品質，以及堅持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值得后人稱贊和學習。

 范縝其人

范縝出生于南陽舞陰一個士族家庭，祖父范璩之，劉宋時官至中書郎。父親范濛，劉宋時奉朝請，在范縝出生不久就病故，故范縝自幼家境貧寒，與母親相依為命，并以孝謹聞名。

范縝勤奮好學，十幾歲時，聽說名師劉瓛招收學生講學，就離家投師門下。他學業(yè)優(yōu)異，卓越不群，劉瓛十分鐘愛他，親自為20歲的范縝行加冠禮。劉瓛在當時學術地位很高，門生大多是所謂“車馬貴游”的權勢子弟，錦衣玉食，狂妄自大。范縝在從學的數年中，經常穿布衣草鞋，上下學都是步行，但并未因此自卑自愧。相反，他生性倔強耿直，不肯向權貴低頭，敢于發(fā)表危言高論，同窗士友都畏他三分，因而他也受到眾人的疏遠和冷落。

南朝宋時期，范縝很不得志，他的聰明才智和滿腹經綸無處施展。懷才不遇的痛苦時刻煎熬著他，使他未老先衰，在29歲時就已生白發(fā)，遂寫下了《傷暮詩》《白發(fā)詠》，抒發(fā)內心的憤憤不平，寄托不屈服厄運之志。不過，范縝并沒有悲觀消沉，他的人生經驗、求學經歷以及所見所聞，使他形成了淳樸正直、勇于鉆研的品格，為他反對有神論，提出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奠定了基礎。

 堅持真理 不畏權貴

范縝生活的年代，是南朝佛教興盛的時代。宗教唯心主義到處泛濫，宗教思想充斥于社會各個角落。唐朝詩人杜牧在《江南春》一詩中曾生動地勾畫出當時信佛的景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佛寺僧塔的修建之中。佛教宣揚“靈魂不滅”的唯心主義觀點，被封建統治階級用來作為麻醉人民的思想工具，以便達到鞏固其政治統治的目的。

南朝齊時期，范縝以卓越的才華，走上了仕途。到了齊武帝時，為了進一步緩和南北局勢，朝廷下詔選拔有才干的人充任使者，出使北魏。范縝才能出眾，有良好的德行，自然在被選之列。他憑借自己的學識和能力，受到北魏朝野的稱贊。

統治階級中一些上層人物，也信仰佛教。南朝齊的宰相竟陵王蕭子良在府邸聚會名僧，講論佛典，甚至不惜有失宰相的身份，親自為僧侶端茶上菜。蕭子良在京都雞籠山西邸官舍禮賢納士，梁武帝蕭衍、沈約等“八友”，以及范縝等士人，都游于其門。但這些名士中幾乎都是佛門信徒，篤信因果報應。認為前世、今生所行的善或惡，在來世必然要分別得到富貴或貧賤的報應。唯有范縝對此嗤之以鼻，他大唱反調，稱無佛。

蕭子良聚眾與范縝辯論。蕭子良問范縝：“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范縝答道：“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fā)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入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于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梁書·范縝傳》）人生如同樹上的花同時開放，隨風飄落，有的花瓣由于風拂簾帷而飄落在廳屋內，留在茵席上；有的花瓣則因籬笆的遮擋而掉進糞坑中。殿下就猶如留在茵席上的花瓣，下官就是落于糞坑中的花瓣。貴賤雖然不同，但哪有什么因果報應呢？蕭子良不能駁倒范縝這番有理有據的答辯，無言以對。

后來，范縝將自己的無神論觀點加以系統整理，寫出了唯物主義杰作代表《神滅論》，和佛教徒在思想上展開了尖銳的斗爭。《神滅論》全文雖然不長，可是沒有一個佛教徒能真正把它駁倒。

辯論難不倒范縝，于是蕭子良又派王融找范縝，企圖以高官厚祿引誘他放棄自己的觀點。王融說：“你堅持神滅論，是損傷名教，像你這樣有才能的人，不怕做不到中書郎的高管，何苦自誤前途？”范縝答道：“如果我‘賣論取官’，再大的官也做到了，何必在乎你說的那個中書郎。”范縝不“賣論取官”的高尚品質和堅持真理、矢志不渝的“大丈夫”精神，令王融羞愧萬分。

堅持《神滅論》

南朝梁時期，梁武帝蕭衍宣布佛教為國教，下詔尊佛，佛教進入了全盛時期。蕭衍在位期間，甚至多次放棄皇帝之位而出家，朝廷花費大量錢財才從寺廟里將其贖出來，后世學者稱其為“菩薩皇帝”，可見他對佛教的癡迷和推崇。在蕭衍的影響和提倡下，僅京城就有佛教寺院500多所，僧尼10萬余人。由于佛教徒可以免稅、免役，所以投身佛寺者眾多。據《南史》記載，國家差不多有一半戶口被寺院控制。有些人其實并不信奉佛教，只是為了免除賦役才出家，這大大削弱了國家的勞動生產能力。

范縝堅持的神滅論與蕭衍的禮佛思想格格不入，于是一場關于神滅、神不滅的辯論又開始了。只是這次的辯論規(guī)模更大、級別更高，體現在梁武帝親自出面，率領朝廷顯貴、大臣、僧侶一齊上陣，企圖逼迫范縝放棄神滅論思想。梁武帝除親自寫了《敕答臣下<神滅論>》外，還有“王公朝貴”60余人發(fā)表反駁《神滅論》文章數10篇。范縝沒有屈服，將自己的《神滅論》改為更適合論戰(zhàn)的主賓問答形式，共有31條，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神滅論》，系統地闡明了自己的觀點。

范縝在《神滅論》提出“形神相即”。他說：“形即神也，神即形也。”所謂形是形體，神是精神，即就是密不可分。范縝認為，精神與形體不可分離，形體存在，精神才存在；形體衰亡，精神也就歸于消滅。在范縝看來，形體和精神是既有區(qū)別、又有聯系的不能分離的統一體，即兩者“名殊而體一”，或曰“形神不二”。

范縝在“形神相即”，“不得相異”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形質神用”的著名論點。他寫道：“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即認為形體是精神的質體，精神是形體的作用；兩者不能分離。

范縝還從發(fā)展、變化的觀點闡述了質與用、形與神之間不可分割的關系。他駁斥了佛教徒對生形與死形、榮木與枯木之間區(qū)別的故意混淆，說：“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qū)已革矣！”人從生到死，木從榮到枯，形體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質的作用也隨之而變化。所以，隨著人的死亡，精神活動也停止消失了。

范縝一生坎坷，然而他在形神關系的論證上，思想深度和邏輯的嚴謹不僅超越了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唯物主義者，而且在整個中國封建思想家中，也是獨一無二的。他為堅持和捍衛(wèi)真理而斗爭的勇氣，更是難能可貴。當然，和所有古代唯物主義者一樣，一涉及社會現象，范縝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如他認為人的富貴貧賤，完全是偶然的因素，從而陷入了宿命論，他又把所謂圣人與凡人的區(qū)別，說成是由于形體和器官上的差異。他對儒家經典中關于神道說教的一套說法也采取了保留態(tài)度等。這些都表現出他唯物主義的不徹底性，是其階級和時代局限性的表現。盡管《神滅論》存在著不可避免的理論缺陷，但確堪稱中國古代哲學史的杰出成就之一，在中國思想發(fā)展史上有著不朽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