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香玉（1923年9月15日-2004年6月1日），原名張妙玲，出生于河南省鞏縣（今鞏義市），豫劇表演藝術(shù)家，常派藝術(shù)創(chuàng)始人，代表作有《花木蘭》、《拷紅》、《紅燈記》等。

抗美援朝時期，她率領香玉劇社演遍了半個中國，用義演收入為空軍捐獻了一架戰(zhàn)斗機，后又奔赴朝鮮戰(zhàn)場進行慰問演出。常香玉曾擔任中國戲劇家協(xié)會副主席、河南豫劇院院長等職，2004年因病逝世，后被國務院追授“人民藝術(shù)家”榮譽稱號。

去過常香玉家里的人都知道，她從來不穿拖鞋。

老了、不上臺演戲的時候，她也這樣。哪怕坐在收音機前聽個小曲，她也坐得筆直，腰板里透出一股精氣神兒，像一個時刻準備上戰(zhàn)場的兵。

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變賣家當，帶著劇社在全國義演，硬是捐出一架蘇制米格戰(zhàn)斗機。后又奔赴朝鮮戰(zhàn)場，慰問志愿軍。

在槍林彈雨里的四個月，炸彈撂下來、棚頂?shù)耐廉叜厔儎兊粼趹蚍希灰_下的志愿軍不動，她唱的《花木蘭》也不停。

“戲比天大”，這是常香玉對自己和觀眾的承諾，她身上也似乎真有股花木蘭的勁兒。

為了更好地表現(xiàn)角色情感，常香玉曾冒著“欺師滅祖”的罵名，對原有的豫劇唱腔進行改革，吸收、融合多劇種的元素，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常派”藝術(shù)風格。

她的戲招人喜歡，字正腔圓，接地氣，一句“劉大哥講話理太偏”，傳唱至今。她也招人喜愛，賑災義演，捐款修橋，農(nóng)村、工礦的舞臺上總少不了她，學生說她“做了一輩子的好事”。

戲比天大

兒子陳嘉康記得，每當常香玉晚上有演出時，父親陳憲章從中午就開始“緊張”。

那時常香玉30多歲，一家人住在河南省豫劇院。為了保證狀態(tài)，她總要午休。陳憲章就搬個凳子坐在房門口，戴上老花鏡，展開一份報紙。偶爾有人路過、吆喝一聲“香玉”，陳憲章趕忙把食指點在唇邊，再雙手合十放在耳側(cè)，祈求對方別出聲。

來人明白了——“香玉睡覺了啊”——又大嗓門的一句，陳憲章緊張得汗都要出來了。

他對一切可能打擾妻子的聲響保持警惕，不敢有一點閃失。等常香玉化好了妝，工作人員就搬個椅子擱在場門邊——登臺前至少半小時，常香玉要坐在這“默戲”——整個人浸到戲里，從頭到尾地體味角色的情緒。周圍的人心照不宣地保持安靜，知道天塌下來都不能打擾她。

“戲比天大”，常香玉總這樣說。這是父親教她的道理。1923年，她出生在河南鞏縣（今鞏義市）南河渡村一個窯洞里。那時，她還叫張妙玲。父親張福仙是戲曲藝人，決定教她一門手藝來養(yǎng)活自己。

常香玉跟著父親學習唱腔和武功，串集鎮(zhèn)、趕廟會，搭戲班學藝。她每日早起喊嗓子、下腰、踢腿、耗膀子。戲班里流傳著一句話，“戲是苦蟲，不打不成。”手的位置擺錯了，一棍子敲在手背上，練踢腿，練得“腿腫成螞蚱口，往下流黃水”，父親也沒有讓她歇過。

教不會的時候，父親著急地擰她膀子，拇指伸進她嘴巴里、掐出血，恨恨地問她，“這個字咋咬不清楚呢？”劇場沒有麥克風，要讓觀眾聽清，全靠演員的吐字和念白，因此，一句唱詞就得練上千遍，時間久了，“嘴、牙、舌頭，都不知道是自己的嘴，摸著都不是一般的肉的感覺，練木了。”常香玉說道。

這樣的練習甚至具體到了兩顆眼球。為了練就炯炯目光，夜間，常香玉總點燃一個香頭，循著光轉(zhuǎn)動眼珠。

這些苦還不算難忍，真正折磨人的是地位低。當了戲子，是家族的恥辱。一次，常香玉要跟著父親回家鄉(xiāng)演戲，張氏族人攔著她，“派了個人告訴俺爸爸，你要是來咱這鞏縣演戲，就把張家血脈拔凈了。”常香玉索性跟著干爹改姓常，“香玉”二字則取自楚霸王的名字“項羽”的諧音。

十二三歲時，她演一個配角，兩場戲間隔時間長，她在后臺等著出場，一不小心睡著了。女兒常小玉聽母親講，“（張福仙）打她，在農(nóng)村演戲，觀眾都是你拿一升米、我拿一升面（抵票價），你這樣對得起大家拿的糧食嗎？戲比天大，在舞臺上一站，你責任重大。”

戲臺上，她一次次迤迤然走出，唱、念、做、打，都愈發(fā)有模有樣。學戲不過幾年時間，常香玉已經(jīng)能主演大戲。

“軍功章”的另一半

“一睜眼，滿腦門兒都是戲。”兒子陳嘉康的印象里，比起戲臺上的獨當一面，生活里的常香玉近乎笨拙，“去商店買冰棍，竟連錢也不記得帶。”

常香玉大概對這樣的“控訴”心不在焉，柴米油鹽和家長里短不是她的追求，她癡迷的永遠是舞臺上閃閃發(fā)光的角兒。

丈夫是最愿意成全她的人。常香玉曾說，“結(jié)婚之前吧，是老父親管我，結(jié)婚以后都是憲章管我，所有的。”他是中國現(xiàn)代話劇奠基人洪深的學生，婚后，陳憲章棄政從文。1948年，二人在西安創(chuàng)立了香玉劇社，招收了一批學生，管吃管住，不收學費，在校學生最多時達到40多人。

這里多是苦孩子，有的是因連年災荒、戰(zhàn)亂而流入陜西的河南難民，自己的父母去世得早，就把常香玉夫婦當家人。

常香玉教戲，陳憲章寫戲，香玉劇社老學員修正宇記得，“老爺子每天拿著報紙，一字一句地摳，緊跟形勢寫劇本。”新中國成立后沒多久，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老先生趕快去書攤上去扒書，由京劇《木蘭從軍》改編，寫成了豫劇《花木蘭》，加了比武、送別等選段。”

他仔細地為常香玉講解角色的出身、內(nèi)心的潛臺詞，教她識字、寫字，兩人一起研究唱腔。常香玉唱完一句，陳憲章不滿意，指出哪個字要重點發(fā)揮，常香玉就換一個唱法。還不夠勁，再換。最后，兩人達成共識，“這個可以，觀眾肯定愿意聽。”

“老先生把老太太從一個大字不識的人，變成一個人民藝術(shù)家。”修正宇說道。

這樣的扶持和幫助又豈止是在事業(yè)上。給常香玉做飯，照顧孩子上學，給孩子買藥、買衣服，都是丈夫的任務。常香玉每次出去開會、學習，陳憲章都要給她寫信，“一條一條地囑咐，我都嫌他啰嗦，嫌他說得多。他放不下那心，沒法。”

陳憲章婉轉(zhuǎn)又細心，孩子們難免跟父親更親。“爸給我洗頭洗到十多歲，媽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我記得我丟了一件衣服，她還打了我一頓。”女兒陳小香記得，她甚至不敢跟母親多說一句話，當然，母親“也沒有那么多廢話跟你說”。

“香玉劇社號”飛機

顧不過來的時候，常香玉索性把孩子送去托兒所。

常小玉記得，6歲那年的一天，她看到母親帶領著劇社的哥哥姐姐們在院子里集合，“女生穿著小裙子，男生把白襯衣都扎進褲腰里，可精神了。”

她不知道大家要去哪里，只知道母親是要離開自己一段時間了。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應朝鮮請求赴朝作戰(zhàn)。抗美援朝總會發(fā)表了一則《愛國公約》，號召大家捐飛機大炮。

“解放以后，藝人翻身，大家都抱著一種對共產(chǎn)黨、對新社會的感恩。”劇社學員范玉清記得，常香玉把劇社卡車和自己的首飾都賣掉，連著之前攢下的一點現(xiàn)金一起捐了。和陳憲章商量后，她決定在全國義演、募資捐一架戰(zhàn)斗機。

在過去，這樣一架飛機的價格是15億舊幣。大膽的提議得到了劇社的支持。

1951年8月，一行59名演員出發(fā)了。他們先后抵達開封、新鄉(xiāng)、鄭州、武漢、廣州、長沙6個城市。一張“捐機義演”黑白小廣告貼得滿街都是，上面印著常香玉的照片和戲目。

沒想到，剛到開封，常香玉就病倒了。演《游龜山》的時候，常香玉打完退燒針、搖搖晃晃地上臺。樂隊的師傅提醒她“小心絆倒”，她清醒了一點，一句“耳聽岸上有人喚”唱出來，觀眾“嘩”地叫好，“勁兒提起來了，發(fā)燒也不想了，就演完了。”

第一炮打響了。支持從四面八方涌來，觀眾不計較票價，也不計較自己能不能聽懂，4毛錢一張票，他們掏一塊錢，夜里拿著鋪蓋卷排隊買；五十多歲的老夫婦大熱天推獨輪車推了十幾公里，就為了給常香玉送兩籃雞蛋；沒帶錢的印尼華僑，當場摘下金手表捐了。

義演有時候一天兩場，演員們連妝都不卸。吃的都是豆芽、黃瓜、豆腐混在一起的大鍋菜，劇場沒床的時候，就在舞臺打地鋪。

有時，戲服很重，要扎七八斤重的靠旗，勒得很緊，常香玉的膀子上一道一道的紫色淤血。

不到半年的時間，香玉劇社完成了178場演出，募集15億2700萬舊幣。購買飛機后，多余的錢，常香玉也悉數(shù)交給了抗美援朝總會。

這架飛機，后來被命名為“香玉劇社號”，它的模型至今陳列在中國航空博物館。常香玉也因此被葉劍英題名為“愛國藝人”。

“戲是給窮苦人看的”

“奔赴朝鮮戰(zhàn)場慰問志愿軍，那是拿命在演出呀！”今年80歲的修正宇回憶當年時說。1953年3月，他跟著常香玉和其他學員一起，奔赴朝鮮戰(zhàn)場。

軍裝肥大，冷風在里面直竄，大家把袖子、褲腿塞來塞去，扣子挪了又挪，一跨過鴨綠江就開始演出，一直演到上甘嶺前線。到7月美國簽訂停戰(zhàn)協(xié)議之前，4個月的時間，演員們都在槍林彈雨里。

兩個志愿軍開吉普車載著常香玉。行軍路上被敵機跟蹤了，照明彈一閃，車就立即拐到樹林里。兩個戰(zhàn)士架著她跑，再一起臥倒，炸彈就撂在旁邊。為了保護常香玉，一次，兩個戰(zhàn)士摞起來、趴在她頭上。

專心演出也成了奢求。有時，炸彈就炸在臨時戲棚旁邊，土畢畢剝剝地往下掉，樂隊嚇壞了，想扭頭就竄，發(fā)現(xiàn)志愿軍依舊盤腿打坐，抱著槍，紋絲不動。常香玉說，“戲不能停。”

大家忍著心慌，“外面吹著哨子，防空槍‘咔咔’地打，汽燈就黑了，志愿軍打開手電筒對著舞臺。”今年82歲的劇社學員韓玉生記得，戲正演到花木蘭大戰(zhàn)番邦主將突力子，觀眾站起來喊口號，“向花木蘭學習！向常香玉學習！”

她身上好像真有股花木蘭的勁兒。戲里還是戲外，渾然天成。

此后，常香玉帶領劇團實行“三三三制”演出——三個月在農(nóng)村，三個月在工礦，三個月在部隊。“要為國家、人民、勞苦大眾服務，戲是演給窮苦人看的，是歌頌新中國的，這一點就是常香玉老師追求的。”韓玉生說道。

日子好過一些了，常香玉仍保持著極度的清醒和簡樸。她照舊每日練功，帶補丁的衣服甚至穿到了晚年。但她又是極度慷慨的，賑災義演、施粥捐款，為家鄉(xiāng)修橋、鋪路，她都不含糊。

“做一件好事容易，但一輩子做好事很難，我們老太太她做到了。”修正宇說。

常派藝術(shù)

后來，人們提到常香玉，第一印象都是“捐飛機”。這難免讓人忽視了她的專業(yè)成就。學生韓玉生也有自己的看法，“她在藝術(shù)上是豫劇開拓者，是數(shù)得著的人。”

常香玉早期學戲時，河南梆子各流派劃分明顯，她唱的屬于豫西調(diào)。但在表演《西廂記》時，常香玉覺得她在戲中扮演紅娘，這是個喜劇人物，唱腔應該是活潑輕快的，但豫西調(diào)的特點是深沉而蒼勁，只適合演悲劇。而豫東調(diào)則相反。

要不要取長補短呢？一旦學唱豫東調(diào)，就意味著壞了規(guī)矩，但或許能把戲唱得更好。倔強的她下決心改變唱腔，首段唱詞不長，一般不被人們重視，但常香玉卻一反常規(guī)，她細致地處理每一個字的旋律起伏和伸展，輕快、跳動的調(diào)子一出來，再配上她活靈活現(xiàn)的眼神，“一腔定太平”，贏得觀眾滿堂喝彩，她也憑此名滿開封。

后來，在走南闖北的演藝過程中，常香玉學習吸收京劇、曲劇、河北梆子、漢劇等多個劇種的元素，“總之，對我有用的統(tǒng)統(tǒng)借鑒過來。”

這在那個年代不算好事。戲曲劇作家張鄉(xiāng)仆回憶，有人說常香玉是“欺師滅祖”，是“豫劇的叛徒”。

“改革的幅度太大了，正本清源，范圍很廣泛，不是一個戲、一個動作的問題。”修正宇說。時間給了答案，大刀闊斧的改變成就了她獨特的“常派藝術(shù)”，“老太太的唱腔到現(xiàn)在都不過時。”

從藝多年，常香玉演出劇目100多部，在舞臺上塑造了紅娘、白素貞、花木蘭、佘太君、李雙雙等形象。1956年，河南省豫劇院成立，常香玉是院長，原本的香玉劇社被納入劇院一團。

“河南省語言太復雜了，團里有安陽人、洛陽人，口音一個人一個樣。”常香玉拿著字典，讓大家糾正發(fā)音，再按河南話的調(diào)子唱出來，如此一來，“只要能懂普通話就能聽懂豫劇，這便于戲劇的推廣，也是老太太一個很大的貢獻。”修正宇說道。

不過7年時間，1963年，文化部的報告點明了豫劇發(fā)展之快，“流行全國二十多個省份，逐漸遍布全國。”沈陽、北京的劇團也紛紛來河南豫劇院學習，豫劇從一個地方戲變成了全國性的大劇種。

謝幕

老了之后，演戲的機會少了。

一批批新演員登場，耳熟能詳?shù)亩温浔灰槐楸檠莩?。但當學生們翻出那些塵封的影像，大家都覺得，誰也唱不出常香玉的味道。

她不是沒有機會，但年紀畢竟是大了，再也找不回年輕時的氣息，“這樣對不住觀眾。”不選擇上臺，不代表放下了、認輸了，她開始在沒觀眾的地方默默地琢磨自己的戲。“這一句，再唱的時候要發(fā)揮好一些，那個字應該再強一點。”

終于選擇公開露面，是2003年夏天。時年80歲的常香玉做客中央電視臺《藝術(shù)人生》，坐在椅子上，她用手在大腿上打出節(jié)拍，唱了一小段《西廂記》。

錄制節(jié)目的那天，80歲的常香玉穿了一件玫紅色的上衣，看起來不像是癌癥晚期病人。主持人夸她好看，她略得意地說——

“我是來謝幕的。”記者 彭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