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歷史的紫禁城，仿佛有打開時空隧道的神秘力量。

紫禁城養(yǎng)心殿外墻的墻皮掉了，修繕前需要先把破損的墻皮鏟干凈，這就露出了里面的磚。人們發(fā)現(xiàn)，其中一塊磚上有銘文，清晰地記錄了這是一塊嘉靖十四年（1535）、來自山東臨清的磚，燒磚的工匠名叫陸奎。

故宮博物院古建部正在修玄穹寶殿，修完玄穹門上的木梁，管理組組長齊飛在木梁上標記，這一天是2020年10月15日。下一次再修，又該是百年后，后人會看到這個小小的標記，可能還會想象，當年寫下這行字的是哪位前輩同行。

2020年12月31日，紫禁城600歲的最后一天，3集紀錄片《我在故宮六百年》開播。600年是一個時間概念，“我”如何能在故宮600年？本片導演之一梁君健解釋，有三層含義：一是600年的古建筑，二是一代一代保養(yǎng)、修繕、研究古建的人，三是古建所承載的600年的歷史和文化。

這么說可能還是有點抽象，于是，梁君健和他的小伙伴們，把鏡頭對準了各色各樣的人，宮里的，宮外的，甚至北京城外的，他們與紫禁城在2020年發(fā)生了什么。

2020年春天，故宮博物院古建部接到了一項不是修房子的任務——他們要為紫禁城建成600年策劃籌備一個名為“丹宸永固”的展覽。紀錄片第一集就記錄了策展過程中的經(jīng)歷。

1988年生的吳偉，總是調(diào)侃自己是在“挖土”，他的考古發(fā)掘揭示了紫禁城地下的秘密；專攻彩畫繪制的王光賓，正在復制一幅具有江南氣息的建筑彩畫，來呈現(xiàn)清代晚期紫禁城的新變化；修過角樓，是一個木匠可以回味一輩子的榮耀，謝安平順著一張重要的照片，揭開了三代匠人修繕角樓的故事……

以上，都是很“專業(yè)”的故事，紀錄片還想把時間留給一些別的意味。

在“丹宸永固”展覽的開幕式上，古建部的退休老專家王仲杰，是現(xiàn)場嘉賓中年齡最大的一位。平日不怎么出門的他，被攙扶著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宮，還遇到了老同事。他和同事聊天，但現(xiàn)場眾聲嘈雜，倆人耳朵也不靈，于是在不斷重復的對話中，他才搞清楚對方比自己小4歲。王仲杰感慨：“這4歲啊，在人中年時候不顯，到這個歲數(shù)，4歲就有點差別了。”

兩位老人閑聊的一個30多秒鐘的長鏡頭，被完整保留在了第一集的結(jié)尾。他們來給故宮過生日，他們也討論著自己的年齡；他們在回顧歷史，也在回顧人生。這大概就是《我在故宮六百年》，“我在”的一個注解。

從2015年起，故宮博物院開啟了對養(yǎng)心殿百余年來的首次大修，到紫禁城建成600年時，這座著名的宮殿已經(jīng)與世隔絕了5個年頭。第二集講述的就是養(yǎng)心殿的秘密。

養(yǎng)心殿正殿的屋頂上，一根扶脊木腐爛，需要整根替換，而替換的木頭將從河北運來。紀錄片團隊得知后，決定把木頭如何運進紫禁城的過程拍下來。沒想到，這成了全片最“坎坷”的拍攝經(jīng)歷之一。

梁君健回憶，運木材的貨車只有晚上11點之后才能進北京二環(huán)路，也就是“夜黑風高”才能進宮；而木材什么時候加工好、哪天運，也都是未知數(shù)，所以只能等著，隨時待命。那是一個周五，下午3點，梁君健突然接到電話，說今晚要運，司機準備五六點出發(fā)，“我嚇了一跳，一查路線，兩個小時還是有希望趕到河北起運點的。我們4點湊齊了人和設(shè)備，趕緊出發(fā)”。

出發(fā)不久，遇上北京周五晚高峰，梁君健和執(zhí)行導演、攝像，陷入了高速堵車的滾滾洪流；到晚上6點，在距離目的地還有半個小時車程的地方，前方發(fā)生車禍，徹底走不動了。這時，執(zhí)行導演付曼菲很機智，一查打車軟件，發(fā)現(xiàn)高速下面是個村莊，能叫到車。她和攝像扛著設(shè)備就翻下了高速，順利打到一輛車，奔赴木材市場，留下梁君健在高速上看車。幸好，他們最終趕上了，那天拍完回家，已是凌晨兩點。

這段奇遇，在第二集呈現(xiàn)。不出意外，這根木頭將在養(yǎng)心殿的屋頂用上數(shù)百年；而因為這段記錄，后人將知道，與這根木頭有關(guān)的人，除了修繕者，還有貨車司機，還有這些身手矯捷的紀錄片工作者們。與故宮發(fā)生著關(guān)系的，并不只有宮里人。

如果說辦展覽、修養(yǎng)心殿，都只是紫禁城一個時間段的項目，那么，第三集講述的“歲修保養(yǎng)”，就是600年來不曾間斷的日常。在這座城里，不論是磚、瓦、木、石，出現(xiàn)任何狀況，都有人會及時修理更換。一代代匠作學徒，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熟練技藝。

《我在故宮六百年》攝像張華，也曾擔任《我在故宮修文物》攝像，對比拍修文物和修房子，后者有著前所未有的困難。張華說：“老雷（雷建軍，《我在故宮修文物》制片人、《我在故宮六百年》總策劃）講過，‘寧可不拍，也不能給文物帶來任何可能造成損害的風險’——故宮所有古建都是不可移動文物。”

“紀實攝影更多關(guān)于人，人和文物之間是有情緒和情感上的互動的。一下雪，游客趕著進宮拍照，但修繕者就擔心工程剛結(jié)束，天氣變化會不會對建筑有影響。“這些故宮的老師，干活兒時眼睛里有光。”張華拍木工組，發(fā)現(xiàn)老師們一邊干著活，一邊聊著天逗著嘴；而在另一邊彩畫組的人，就凝神靜氣，一聲不吭，“同一個空間內(nèi)，有著兩種神奇的氣場，但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在故宮拍攝，會有很多受限條件，比如，要遵循故宮的時間表，無法使用無人機等航拍設(shè)備。拍攝場地分散在故宮的不同方向，在腳手架爬上爬下、繞著房子跑，都是常態(tài)，張華每天手機上的步數(shù)沒下過兩萬步。為了拍出建筑與周邊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他不得不爬得比屋頂還高，“腳手架上就搭一塊三四十厘米寬的安全板，只能站一個人”。

雖然辛苦，但驚喜隨時有可能發(fā)生。“這是我第一次拍到晚上的故宮在干什么：運輸建筑垃圾的大車只有晚上才能進宮，深夜的故宮熱火朝天！”張華說。

《我在故宮六百年》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與故宮博物院聯(lián)合攝制，內(nèi)容制作由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影視劇紀錄片中心創(chuàng)作團隊和清華大學清影工作室合作完成。在這個團隊中，80后的梁君健和70后的張華算是年紀最大的，其他幾乎都是90后?！段以诠蕦m六百年》制片人徐歡來自總臺，和故宮很有淵源，從2003年開始，曾擔任12集人文紀錄片《故宮》總導演、100集歷史紀錄片《故宮100》總導演、《我在故宮修文物》監(jiān)制……

5月開機，不久北京又遇新冠肺炎疫情，再次開機就到了7月下旬，直到片子播出前，12月還在補拍鏡頭。故宮不是一天修好的，能在幾個月時間內(nèi)完成一部講好故宮故事的紀錄片，背后是團隊十幾年的沉淀。

古建修繕是一門非常專業(yè)的學問，有一次，梁君健在古建部的書架上發(fā)現(xiàn)了幾本書，從磨損程度判斷應該是經(jīng)常被翻閱的。于是，回來后他也買了兩本書，成為他之后為紀錄片撰稿時查閱的工具書——關(guān)于木工，他查《中國古建筑木作營造技術(shù)》；關(guān)于磚瓦，他查《中國古建筑瓦石營法》。而遇到與皇帝有關(guān)的歷史，他就去查清華大學圖書館的電子版《明實錄》《清實錄》。

2020年12月31日，《我在故宮六百年》開播，與它同檔期的是各大衛(wèi)視和視頻平臺的跨年晚會。有人問這個紀錄片團隊，要不要提前播，修房子這件事，即便修的是故宮的房子，似乎也及不上跨年晚會的熱度。但他們都覺得，沒關(guān)系，慢慢來，紫禁城都600年了，紀錄片大家也可以慢慢看，慢慢想。

我們看完紀錄片，紫禁城進入了下一個600年。

（記者 蔣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