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清

　　李斯生于公元前276年，卒于公元前208年，上蔡縣人。李斯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敏銳抓住歷史賦予的機會，向秦王獻統(tǒng)一六國之宏論，上《諫逐客書》之強國大計，有著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執(zhí)著精神；積極入世，主動進取的競爭精神；博愛仁義，為民爭利的務實精神；審時度勢，順應時代的創(chuàng)新精神。

　　在助秦王完成統(tǒng)一大業(yè)后，李斯迎合了秦王嬴政重法輕儒的立國思想，被秦王嬴政委以大任。李斯不辱使命，把法家思想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在歷史上留下了閃光的足跡。

　　對李斯的歷史評價，集中體現(xiàn)在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中。《史記》的觀點主導了后世史家對李斯的歷史定位。在司馬遷的筆下，李斯既是一個眼光敏銳的政治家，又是一個目光短淺的庸人；既有身居相位的無尚榮耀，又有腰斬咸陽的無奈凄涼；既有追求功名的壯懷激烈，又有厭惡爭斗的心灰意冷，是外似剛愎而內心游移的兩面派。司馬遷刻畫出來的李斯有七黑：“廁倉鼠論”，一之黑也；輔秦叛楚，二之黑也；“陰遣謀士赍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三之黑也；忌賢妒能，毒殺韓非，四之黑也；焚書坑儒，五之黑也；沙丘矯詔，六之黑也；《行督責書》，七之黑也。筆者作為李斯的故鄉(xiāng)人，讀史中越來越深切地感受到司馬遷對李斯的歷史功績評價不到位，人格評價有貶損。要客觀評價李斯的歷史功過，須從《史記》史料本身來認真分析。

　　一、史記的資料來源?！妒酚洝返馁Y料主要來自于三個方面：一是宮史。司馬遷世家做太史令，有接觸宮廷史料的便利條件。但是司馬遷小李斯131歲，這期間歷經幾次大的社會動蕩。阿房宮的熊熊大火歷經三個月而不滅，秦朝還有多少經史留存后世可資借鑒？加之他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zhàn)國策》及諸子百家等書，都是秦火“焚書”之余尚未經過整理校對的竹簡和木牘，不僅翻閱非常之困難，而且這些資料本身就有缺陷。二是游歷。司馬遷20多歲時，開始游覽祖國名山大川，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積累了素材，鍛煉了意志。但遺憾的是他沒有到過楚上蔡郡拜謁李斯故里，訪尋李斯故事。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把這些國家的貴族大戶遷到咸陽，這些六國舊貴族歷來對秦漢酷政從骨子里反對，有些譏語妄言經過150多年的訛傳，有可能被司馬遷片面采信。三是見聞。他雖然游歷了很多地方，但史料中沒見到他在游歷中所記的歷史掌故、見聞隨筆。我們現(xiàn)在搞調查研究都有記錄，回來根據記錄起草調查、考察報告，而司馬遷生活的時代記事大都是竹簡。如果司馬遷隨時記錄所見所聞，那要裝多少車竹簡？記憶一件事誰都能做到，但是記憶幾千年過往事物，誰能做到？所以他寫出的人物故事很可能是憑記憶、憑需要塑造而成。

　　二、《史記》是一部文學作品?！妒酚洝窂狞S帝開始到漢武帝時期，記錄了幾千年發(fā)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以及歷代產生的杰出人物，從皇室到貴族，再到平民百姓，無所不全，基本上每一章、每一節(jié)都是膾灸人口的文學著作。

　　首先，《史記》中有很多虛構的事件，如劉邦斬蛇、張良遇仙、陳勝卜魚丹書、李斯見鼠等。這些故事讀起來朗朗上口，吸引人、感動人、迷惑人。古人大多迷信鬼神，司馬遷本身也是星相大家，對鬼神敬畏有加，封建皇帝也需要神學迷信鞏固統(tǒng)治。作為御用的輿論家、封建歷史學家，也必須用鬼神之說為皇帝造勢。虛構的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文章的趣味性、可讀性。

　　其次，《史記》中有很多頗具主觀色彩的人物心理活動刻畫。其中的很多傳記，文學色彩極其濃厚，濃到不僅可以當散文讀，甚至可以當小說、劇本的范本。比如李斯一出場就給予了一段鼠論，這一段心里描寫，司馬遷并沒有找到原始資料，也不在現(xiàn)場，但給予了那樣惟妙惟肖的刻畫，此時李斯的所思、所想、所說，無不在司馬遷的生花妙筆下活了起來。沙丘之變的一段描寫也是如此筆法，這種刻薄的對白、場景、環(huán)境渲染和心里活動刻畫，一無出處，二無注解，純粹是為了烘托人物和營造氣氛，是活生生的小說技法。

　　再次，刻畫李斯的形象是司馬遷的需要，這要從司馬遷的性格本質上說起。司馬遷是儒家學派代表，做官入仕的基礎條件比李斯優(yōu)越得多，但終受宮刑，這對有遠大理想抱負、躊躇滿志的青年司馬遷來說，理想與現(xiàn)實反差巨大。他恨天不開眼，世路艱難。他恨漢武帝不計世功、恨法家刑峻政酷，但他不敢言漢武帝一點兒不是，用卑躬屈膝換來茍延殘喘來寫《史記》。他必須找一個突破口，來發(fā)泄胸中怨憤。因為李斯是法家代表的忠實人物，輔助秦始皇一統(tǒng)天下。李斯年輕時雖然不如司馬遷，但是最終位極人臣，而自己身受如此刑法，根絕了做官入仕的前途和理想。所以，他借漢承秦制的秦朝和秦丞相李斯來諷喻當朝法家政治制度的黑暗。司馬遷這一心理基礎決定了李斯的悲慘命運，李斯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被司馬遷寫成一個不為世人接受，也不為司馬遷接受的兩面人物。

　　三、“太史公曰”是個人觀點。司馬遷是史學家，但首先他是一個文學家，他對法家人物的態(tài)度有著感性和理性的矛盾，“太史公曰”四個字本身就代表了司馬遷自己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最鮮明、最直接的看法，賦予濃郁的個人色彩和個人情感。李斯忠于皇帝，一生踐行法家思想，李斯的仕途平順是司馬遷仕途夭折的活鏡子，所以李斯的性格不為司馬遷所接受。正因為如此，司馬遷對李斯這段歷史的記錄，大都是司馬遷憑好惡寫出的一個人物形象。由于對李斯的“七黑”刻畫，李斯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至今百口莫辯。

　　我們從兩個方面來分析，假如李斯的形象是司馬遷《史記》所刻畫描寫的那樣，那這七黑有多少是真實的呢？一是惡毒污人的“鼠相”之論。除了《李斯列傳》，沒有其他任何歷史資料記載。二是輔秦叛楚。良臣擇賢而事是當時的時代風潮。三是離間計本為戰(zhàn)略，以此扶秦立國無可厚非。四是害死同窗韓非，一個是統(tǒng)一天下，一個要弱秦存韓，弱秦存韓直接阻礙了秦國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殺死韓非是秦國政治的需要。五是焚書坑儒的目的是要建設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在政治生態(tài)上容不得任何人非議政權，事件體現(xiàn)的是當時進步思想與反動思想斗爭的結果。六是沙丘之變，李斯客觀上被剝奪大權，失去自由，對遺詔之事一無所知，未必能與趙高訂立攻守同盟。七是《行督責書》，當時雖是丞相的李斯已有職無權，被趙高玩于掌上，對不理朝政的二世，對王公大臣的譏語，對自己見一次皇上還要受趙高欺蒙的恥辱，他茫然無計，幻想通過上書秦二世胡亥，反說了正話，違背了心愿，但事與愿違。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直言不諱地把問題簡單化，從研究歷史的角度出發(fā)，不為尊者諱，不為賢者諱，不為敗者諱，直抒胸臆來表述剖析《史記》中表現(xiàn)出的虛與實、真與謬的兩個本質要素：文學色彩和感情色彩的主觀因素，創(chuàng)作時代背景及參考史料的客觀因素。

　　首先，司馬遷對大秦帝國由興而亡整個過程基本上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秦以武力并天下，司馬遷認為是暴力。從他的世界觀來看，憑借這種方式來統(tǒng)一天下是不可取的。如荊軻刺秦王，他譽之為正義；韓非“弱秦”而亡，他憂憤難平；陳勝、吳廣相繼揭竿，他喜不自禁大加宣揚；秦滅亡時，他興奮不已。秦帝國由“暴”而興，以“暴”而覆，都在司馬遷的設計之內，他看透了秦的本質，包括秦始皇和李斯，他所看到的秦始皇是個暴君。以此類推，忠心輔助“暴君”的秦丞相李斯自然非忠臣。

　　其次，統(tǒng)治思想與治國理論與司馬遷相悖。司馬遷認為，李斯追隨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推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以頻繁酷烈的戰(zhàn)爭實踐法家學說，促成了秦始皇許多勞民傷財、破壞生產、毀滅文化、殘酷壓榨剝削勞動人民的舉措出臺，是十惡不赦的專制主義罪魁禍首。漢武帝步秦始皇之后塵，自登基便從政治、經濟和思想上全面加強中央集權，強化法律和監(jiān)察，繼續(xù)削弱諸侯王勢力，酷吏治獄，屠戮豪強和百姓，形成大一統(tǒng)的政治思想和中央集權的治國理論，司馬遷從心里是抗拒的。

　　司馬遷時代的思潮是儒道互黜又互相吸收。黃老思想借助黃老政治暫領時代風騷，儒學在經歷自我改造后呈后來者居上之勢。這種思潮給司馬遷的思想打上了鮮明的印記，加之他的父親司馬談對儒道思想特別推崇。司馬遷鐘情于道家的基本思想，又是一個親儒追隨者，將儒道結合起來塑造了自己思想的個性特征。他雖然極力維護漢武帝的中央集權思想，但是要求皇帝和各級官員時刻將民為邦本、儒家德政作為最核心的執(zhí)政理念，這里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遇到了激烈的碰撞，產生了強大的反作用力。所以司馬遷的筆下哪有法家人物的好果子吃呢！司馬遷不失時機抓住了這一機會，狠黑了李斯這個人物！

　　再次，時代造就英雄，時代也毀掉英雄。司馬遷縱為“良史之材”，無論當時社會多么和諧安定，畢竟他以個人有限的精力著述一部“私史”，難免會有疏略甚至自相矛盾之處，加之資料匱乏，很多內容因迷信而神話，因神話而失真，因失真而訛傳。所以擠出《史記》中的水分，還原歷史之真實，既尊重司馬遷這位卓越的史學家、文學家，又尊重“千古一相”的光輝形象，讓后人在一個真實的空間里去閱讀、品評真實的《史記》，研究李斯的同仁們責無旁貸。

　　李斯在中國的歷史中具有不可磨滅的劃時代意義。歷史將以實證明，人民將以心證史，他“千古一相”的歷史地位不可憾動。中國上蔡——這塊皇天厚土培養(yǎng)出的杰出人物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