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稱呼中都是“子”？

　　“四”字的第二筆到底是橫折還是橫折鉤？

　　寒號鳥是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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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似乎不是問題的問題，卻需要教材編寫專家們認真對待，一一回答。

　　教材是中小學生進行學習的重要工具，一直以來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特別是2017年9月由教育部組織編寫的義務教育道德與法治、語文、歷史三科教材在全國推行后，社會公眾對教材的關注度更高了。

　　近日，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走訪了多位統(tǒng)編教材的編審者，了解教材編寫背后的故事，很多專家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工匠精神”，“要讓孩子們喜歡學習，要讓孩子們喜歡這套新的教材，我們就要做到規(guī)范、精準和嚴謹。”統(tǒng)編小學語文教材執(zhí)行主編陳先云說。

　　每一課都要拿到課堂上去試教

　　這些年我國中小學的教材更加強調了跟學生生活實際的貼近性。但是如何貼近？

　　“遇到難題了就向兒童請教。”小學道德與法治教材的執(zhí)行主編、華東師范大學課程教材研究所教授高德勝介紹說，這是教材總主編、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魯潔給編寫組支的“高招”。魯潔教授曾主持了《品德與生活》《品德與社會》課程標準的研制，對義務教育課程教材工作有很深的見地，“每一課都要拿到課堂上去試教，成了我們編寫教材中的一個必要環(huán)節(jié)”。

　　高德勝記得，三年級下冊教材初稿成型時，他們準備去小學試教。當時要試教的是《四通八達的交通》這一課，“魯潔教授特意提出，將關于交通發(fā)展等城市味道比較濃的課放在農(nóng)村小學試講，看看農(nóng)村兒童有什么反應，能不能理解”。

　　那次試教安排在南京市江寧區(qū)銅井鎮(zhèn)中心小學。這里與安徽交界，離南京主城區(qū)約50公里的路程。當年83歲的魯潔老師也一起去聽了試教，他們早上6點30分便出發(fā)了，趕到學校時第一節(jié)課還沒有開始。

　　雖然辛苦，但是收獲頗豐，“整整一天的試教讓我們的修改思路豁然開朗。”高德勝說。

　　“試教”幾乎成了統(tǒng)編三科教材在編寫和修改過程中的一個“法寶”。

　　義務教育歷史統(tǒng)編教材執(zhí)行主編、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葉小兵記得，七年級教材初步定稿后，便印刷了一部分用于試教。在一次試教《百家爭鳴》的課堂上，一名學生問：“為什么老子、孔子、孟子、墨子等人的稱呼中都是‘子’？”當時執(zhí)教的是一位年輕老師，根本沒有想到學生會提出這個問題，只好回答說：“這大概是當時的習慣稱呼吧。”

　　“這樣的疑問只有在學生真正的學習過程中才能產(chǎn)生，因此，這樣的問題就該在教材中進行釋疑解惑。”葉小兵說，于是，在修改后的教材中，這一課的課文旁邊就增加了一則“相關史事”，介紹在春秋時期，一般稱卿、大夫為“子”，是一種尊稱；到了春秋末期，人們用“子”來尊稱著名的學者和老師；到了戰(zhàn)國時期，“子”便成為一般學者的尊稱了。

　　“編教材要上對國家負責，下對兒童負責。”高德勝說。而這其中最難的就是教材框架的搭建。“框架搭建表面上看是一個內容分配的技術性問題，但實際上是教育規(guī)律探尋的教育性問題。”這個過程中，真正走近學生、走近課堂，才是解決難題的最佳途徑。

　　走出“寒號鳥是鳥”的誤區(qū)

　　很多人一定記得《寒號鳥》的故事，因為它讓人明白了“不能懈怠懶惰，不能得過且過”的道理。

　　以前一些兒童讀物中的故事配圖有一只扇著翅膀正在飛翔的小鳥。沒有多少人對這樣的配圖提出疑義。

　　但是，叫寒號鳥就一定是鳥嗎？教材在編寫的過程中，專家們沒有放過任何一個細節(jié)，包括插圖。“實際上，寒號鳥是一種嚙齒動物，學名叫復齒鼯鼠，因其生性怕寒冷，日夜不停號叫，而俗稱‘寒號鳥’。”陳先云說。編寫組查找了很多資料圖片，并與插圖作者反復溝通，最終，在教材插圖中準確表現(xiàn)出寒號鳥的外形特征。

　　“我們的學生和家長拿到課本看到《寒號鳥》這一課后都充滿了好奇。”北京市清華大學附屬小學的語文老師陳香夙說，很多孩子也開始動手找資料，一位家長帶著孩子一起連夜做PPT，孩子第二天便在課堂上給同學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孩子們不僅知道不能像寒號鳥那樣胸無大志，也了解了寒號鳥不僅不是鳥，它的糞便還可以入藥，能夠止痛、活血”。

　　新教材澄清了人們幾十年來習慣性地認為寒號鳥是鳥的誤讀。陳先云評論，從這一幅小小的插圖讓人們看到，“語文教材不僅注重文學性，也非常注重科學性”。

　　不少專家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強調，這次新教材的編審過程就是要更加科學、嚴謹，盡可能杜絕錯誤，盡量減少產(chǎn)生誤讀的可能。

　　“為了這套語文教材，我來北京的次數(shù)就不下30次。”語文教材審查專家、南京大學教授柳士鎮(zhèn)說。教材的審查分為專題審查和學科審查，其中的專題審查解決的就是科學性的問題。比如，“我們常常會說‘火山爆發(fā)’，審查之后就改成了更為科學的‘火山噴發(fā)’。”

　　在解決了科學性問題之后，還要進行學科審查，這就要求課文更加符合語文學科的規(guī)律和教育特點，“比如，楊利偉寫的一篇文章《太空一日》，這一篇在科學性上沒有問題了，我們就還要結合小學語文的特點，從語文的角度進行修飾。”柳士鎮(zhèn)說。

　　為每一個史實找到原始出處

　　“我們在教材編寫過程中還有一個原則：凡是引述的史料，必須對照原始出處，不能馬虎。”葉小兵說。

　　統(tǒng)編歷史教材的編者大都是教授、研究員。為了使新教材更適于教學，課后活動一般會請有豐富教學經(jīng)驗的中學老師來設計。

　　七年級下冊的《明朝的統(tǒng)治》一課中，有一個子目是“科舉考試的變化”，其中介紹八股取士。為此，中學老師設計了一個課后活動：

　　清代思想家顧炎武認為：“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顧炎武為什么說八股文對人才的摧殘要比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危害還要大？你是否贊同他的這一評述？

　　“這個活動設計，來自以往的教學實踐。而顧炎武的這段話，在中學歷史課堂教學中也常被教師用來說明八股取士遭到詬病。”葉小兵說，但是在討論教材初稿時，有人提出這則史料用錯了，顧炎武的原意并不是批判八股取士。

　　于是，教材編寫者們開始大量查閱史料，結果發(fā)現(xiàn)這段話確實有“斷章取義”的問題。這段話出自顧炎武的《日知錄》卷十六，原意是批判當時為應付科考的“擬題”，“富家巨族延請名士館于家塾，將此數(shù)十題各撰一篇，計篇酬價，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記誦熟習。入場命題，十符八九，即以所記之文抄謄上卷”。這種做法使得應試者不讀經(jīng)書，投機取巧，所以顧炎武認為秦朝焚書坑儒是四百六十余人，而當下的這種做法要更加敗壞人才，應該廢止這種只背誦模擬試題的做法。

　　搞清顧炎武的原意后，教材編者刪除了原先的活動設計，重新設計課后活動。

　　這種考證、探究、追溯的方法在統(tǒng)編教材編寫過程中不僅出現(xiàn)在歷史學科，也出現(xiàn)在其他學科中。

　　相信很多人還記得小學語文曾經(jīng)學過一篇名為《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課文。

　　這是一篇沿用多年的老課文，其出處并不太清晰，第一次編入教材是人教社1952年出版的《（五年一貫制）小學課本語文》第二冊，題目為《吃水不忘開井人》。

　　陳先云介紹，這次統(tǒng)編教材的編寫過程中，為了能給這篇經(jīng)典課文找到“源頭”，編寫者們幾經(jīng)查找，找到了多個有類似題目的版本，有題目為《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詩歌，也有名為《吃水不忘開井人》的短文。但是這些詩歌或者短文與所選的課文相似度較低。“最終，我們在國家圖書館找到了1951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報》影印本，其中的題頭新聞名為《我們偉大的祖國》，文字與課文重合度較高，最終找到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原始出處”。

　　也許有人會問，有必要為一篇課文這么大費周章嗎？

　　“不精準就容易產(chǎn)生爭議。”陳先云說，因為教材就是孩子學習的范本，因此嚴謹和精準應該是編寫教材時最基本的態(tài)度，“我們要做到有疑必究、有惑必查”。

　　“編中小學教材比編大學教材難多了。”統(tǒng)編教材審查專家韓震教授說，中小學生年齡小，編中小學教材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

　　教育部教材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本次統(tǒng)編教材共組建了140多人的一個龐大的編寫團隊，審查專家也多達116名，幾百位各領域的優(yōu)秀專家歷時5年查閱資料、反復推敲、走進課堂，就是為了精雕細琢出最適合中國孩子使用的教材。（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樊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