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是十八大以來我們國家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目前，上海和浙江兩省市的改革試點進入尾聲，錄取工作接近完成，整體平穩(wěn)，取得了階段性勝利。這么一場重大的教育變革，涉及的方面非常多，非常復雜，我們需要通過實踐發(fā)現(xiàn)問題和解決問題。”7月26日，一場名為“高考改革實踐與展望”的研討會在上海百年老校格致中學舉行，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楊東平首先點題。

　　2017年是恢復高考40周年，因浙江、上海開啟“新高考”而被稱為“新高考元年”?；謴透呖?0年，高考制度經過了哪些階段、發(fā)生了哪些變化？“3+3”的新模式對于考試、招生、中學教學有什么影響？“新高考”是否讓考生和高校有了更多選擇自主權？

　　在一天的會議中，150余名地方教育行政管理人員、教育專家學者、一線教學管理者，以多元的視角，圍繞這些問題進行了討論。

“3+3”讓學生從“農耕”變“游牧”，可按愛好選學科

　　上海格致中學校長張志敏談到2017年“新高考”的變化時說，中學不能簡單地用應試方式來應對新高考，教學管理跟以前完全不一樣，教學的方式要改變。

　　在高考改革的引導下，格致中學重構了“新四類八群”百門課程體系，包括公民人格類、科學認知類、生涯發(fā)展類和創(chuàng)新記憶類四大課程。

　　張志敏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過去我們的學生是‘農耕民族’，每天到學校，到一個固定的場所；現(xiàn)在學生是‘游牧民族’，可以選擇到哪個地方去看看風景，真正意義上實現(xiàn)了‘小鬼當家’。”

　　張志敏認為，現(xiàn)在教科書上的內容絕大部分是過去式，簡單地用過去的知識去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世界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須從課程入手，改變以單科教學作為唯一教學目標（的狀態(tài)），課程要整合。這種整合是‘新高考’為高中改革提供的一種道路。”

　　浙、滬“新高考”改革通過增加考試科目和考試次數(shù)，極大地增加了高考的多樣化和學生的選擇。以考試科目為例，上海學生在語數(shù)外之外的6門中選擇3門考試，學生有20多種不同的科目組合可選；浙江學生在語數(shù)外之外的7門中選擇3門考試，有35種不同的科目組合。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3+3”科目改革是本輪高考改革最核心的內容，通過增加考試科目和考試次數(shù)，擴大學生的科目選擇權、課程選擇權、考試選擇權和學校選擇權，使得學生有獲得感。

　　“我們也應看到，理論上‘新高考’給學生增加的權利在實踐中有待進一步落地，許多學校提供的科目選擇還無法滿足所有學生的需求，社會還是過度關注高考總分和狀元，這些功利性的應試行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校的整體教學。”熊丙奇建議，要規(guī)范學生選科數(shù)量，把科目考試時間調整至高三，不對高一、高二的正常教學產生影響。

　　張志敏也認為，“3+3”考試模式下，存在博弈成分，有的學校和考生會尋找考試技巧，這些都需要在制度上進行相應完善。

高考改革不是簡單的考試科目改革

　　國家督學、教育部基礎教育監(jiān)測中心副主任胡平平梳理了自1952年我國建立統(tǒng)一的高考制度以來各個階段的特點，特別是1977年至今這40年的政策制度變化情況。

　　她將這40年劃分為4個階段：從1977年到1984年是恢復重建階段；從1985年到1998年是改革探索階段，實行了保送生制度、引進了標準化試題，在這個階段隨著高考選拔性特征的凸顯，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傾向嚴重；1999年到2009年是深化改革階段，高校收費、“3+X”考試、分省命題開始實行；從2010年到現(xiàn)在，逐步取消各類綜合加分、從分省命題回歸統(tǒng)一命題，從2017年開始浙江、上海迎來“新高考”，這是綜合改革新階段。

　　“都說高考是為了選拔人才，僅僅就是為了選拔人才嗎？”胡平平認為，在新一輪高考改革中，我們還要思考如何不斷完善這一制度、真正解決“培養(yǎng)什么人”和“如何培養(yǎng)人”的問題，并起到引導作用。也要思考，財力貧乏地區(qū)的高中如何解決“新高考”所需要的師資和場地等問題，如何規(guī)避新一輪高考的種種應試弊端。

　　“我國考試招生制度不斷改進完善，初步形成了相對完整的考試招生體系，為學生成才、國家選才、社會公平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對提高教育質量、提升國民素質、促進社會縱向流動、服務國家現(xiàn)代化建設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育部全職委副主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劉延申認為，高考制度總體符合國情，權威性、公平性被社會認可，但是存在一些社會反應強烈的問題，主要是唯分數(shù)論影響學生全面發(fā)展，“一考定終身”使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區(qū)域城鄉(xiāng)入學機會存在差距，中小學擇?，F(xiàn)象較為突出，違規(guī)招生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

　　劉延申特別強調，2014年啟動了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試點，目的是到2020年形成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但是，這場高考制度改革不僅僅是人們普遍關注的考試科目改革，還有很多其他措施：改進招生計劃分配方式，提高中西部地區(qū)和人口大省高考錄取率，增加農村學生上重點高校的人數(shù)，實施國家農村貧困地區(qū)定向招生專業(yè)計劃，落實和完善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和考試的政策措施等。

　　一直從事高考改革研究的廈門大學教授、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則認為，“新高考”是恢復高考40年來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全面系統(tǒng)的改革，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因為以前的改革基本是單向的。

　　劉海峰認為，浙江省的改革牽涉面更廣，考生多，改革復雜性比上海更大。

　　“如果改革成功，可以帶來不少效應。這次改革好處很多，挑戰(zhàn)性也很大。”劉海峰提出，“改革取得成效，值得推廣，可復制，如果有什么值得改進的方面，就應該加以科學調整。”

　　他希望：“上海和浙江高考改革能夠為高考改革提供經驗，改變原來大一統(tǒng)、相對刻板的高考制度。但是又不要傷及公平，因為越復雜，對弱勢群體，尤其農村家庭考生越不利。所以在公平和科學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如何兼顧兩端是需要思考的問題。”

“三位一體”增加高校選擇自主權

　　2011年開始，杭州師范大學和浙江工業(yè)大學開始試點“三位一體”招生，將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統(tǒng)一高考和綜合素質評價（含中學綜合素質評價和高校綜合素質測試）三方面的評價結果按比例合成綜合成績、擇優(yōu)錄取，當年只有260個計劃名額。

　　7年來，以杭州師范大學為例，招生規(guī)模逐年擴大，如今藝術類和體育類校測部分占到60%。杭州師范大學招生辦副主任、教務處副處長翁靈麗認為，“三位一體”打破了高考“一考定終身”制度，有利于高校獲得更大的招生自主權。

　　現(xiàn)在有50多所院校在浙江省內進行“三位一體”招生，2017年計劃招收8000多人。2012年南方科技大學也開始實行“三位一體”招生，今年上海有9所大學、山東省有10所高校進行“三位一體”招生改革。

　　從2011年到2016年，杭州師范大學通過“三位一體”錄取的考生中，農村和城鎮(zhèn)學生的數(shù)量逐漸接近，明顯優(yōu)于自主招生和保送生中這兩部分學生的比例。通過數(shù)據(jù)，翁靈麗也看出，“三位一體”錄取的考生在學業(yè)表現(xiàn)、綜合能力、就業(yè)質量等方面有明顯的優(yōu)勢，“三位一體”還能倒逼高校進行專業(yè)調整。

　　“‘三位一體’同學高考平均分比統(tǒng)招同學低30分左右，但在溝通表達、組織協(xié)調、社會實踐等方面的能力高于統(tǒng)招生。”翁靈麗提供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入校一兩年后，“三位一體”招生學生的學習表現(xiàn)和各種評優(yōu)獎勵也高出統(tǒng)招學生。

　　浙江大學求是學院院長吳敏曾擔任浙江大學招生處處長，他對前幾年考入浙江大學的各省市學生作了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應試教育做得好的學校，學生發(fā)展的潛力越差；素質教育做得好的學校，學生發(fā)展的潛力越大。”

　　吳敏特意關注過河北省一所超級中學的考生，這所學校每年有二三十名學生考上浙大。他把這部分考生的發(fā)展情況與該省另一所中學的學生對比，發(fā)現(xiàn)來自這兩所學校的學生在大學四年的獲獎情況和大學本科畢業(yè)后深造率的差距非常大，另一所學校的畢業(yè)生遠遠好這所超級中學，差距達10%以上。

　　有了這些觀察，吳敏很注重挑選綜合素質好的學生，而不是單純信任分數(shù)。浙江大學從2014年開始進行“三位一體”招生，當年確定了相對冷門的18個專業(yè)，并制定了筆試加面試的選拔方式。

　　“高考改革要注意中學的多樣性，改革要著眼于大部分學生和大部分中學。”吳敏同時提醒注意綜合素質評價中的公平性問題，規(guī)避唯分數(shù)論，特殊專業(yè)可以提出對測試科目的偏重。此外，面試筆試分數(shù)在綜合評價所占的比重如何，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客觀存在的差異如何來平衡，這些問題都需要思考和探討。

　　長期從事教育考試研究的熊丙奇認為，“三位一體”改革是當前高考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熊丙奇通過觀察浙江高校“三位一體”招生的數(shù)據(jù)以及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招生數(shù)據(jù)發(fā)現(xiàn)，綜合素質評價和自主招生對農村孩子更有利。在統(tǒng)一考試中，農村孩子的平均分數(shù)要低于城市孩子40分。如果“三位一體”招生大幅度增加名額，可避開很多考試弊端。（李新玲 謝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