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資料圖）

林覺民（資料圖）

對世界的責任心與對美好世界的向往，讓許多人在生命停止之前，貢獻出最后的光與熱。

烈士林覺民在《與妻書》中表達了對死的淡然，和對生者的無限牽掛。那是1911年，林覺民參與廣州起義前，寫下這樣的句子——“吾居九泉之下，遙聞汝哭聲，當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則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電感應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實，則吾之死，吾靈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無侶悲。”時光荏苒，黃花崗永載他的功績，遺書永載他的柔情似水。

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啟蒙人物嚴復，則在遺囑中總結(jié)了自己的人生經(jīng)驗，其中包括“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須勤于所業(yè)，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須勤思，而加條理。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到了1940年，曾經(jīng)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時，僅留下“科學救國，美育救國”兩句遺言。但這兩句話，濃縮了他一生的教育主張和思想，就連“美育”這個詞，都由他親自翻譯引入國內(nèi)。在北大校長這個位置上，蔡元培立下豐功偉績，以至于，馮友蘭贊嘆他“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yǎng)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

被中國人民高度贊揚的白求恩大夫，也在彌留之際，留下了一份讓人感懷的遺書。在這封信里，他不但事無巨細地交代了把自己的衣服、家具等送給相應的中國同事與友人，還不忘交代，“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用來治療瘧疾患者和貧血病患者。千萬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他對八路軍醫(yī)療事業(yè)的關(guān)心，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停歇。

這也就不難理解，在遺書的最后，白求恩這樣深情地寫道：“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在這里，我還有很多話要對同志們說，可我不能再寫下去了。讓我把千百倍的謝忱送給你和千百萬親愛的同志們。”

（據(jù)人民網(wǎng) 王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