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名“百名紅通人員”落網(wǎng)背后

4月27日，中央反腐敗協(xié)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發(fā)布關于部分外逃人員藏匿線索的公告，向社會通報了22名外逃人員的涉嫌犯罪情況和可能藏匿地點。

　　在此前10天，“百名紅通人員”李世喬從加拿大回國投案自首，成為集中曝光“百名紅通人員”兩年來第40個落網(wǎng)者。

　　兩年追回40名“百名紅通人員”，追逃成績可見一斑，付出的心血也不言而喻。追逃追贓成績的取得，正是得益于黨中央懲治腐敗的堅定決心和強有力的領導指揮。每一個成功案例的背后，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組合拳”。

　　意志謀略定大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追逃追贓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贏得了黨心民心，占據(jù)了國際道義制高點。中央全會、中央紀委全會多次對追逃追贓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多次聽取工作匯報并提出明確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重大外交活動中50余次就反腐敗和追逃追贓發(fā)表重要論述，為追逃追贓工作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每一起個案的突破，都離不開相關方面的協(xié)同作戰(zhàn)。在中央反腐敗協(xié)調小組統(tǒng)一指揮下，中央追逃辦統(tǒng)籌法院、檢察、外交、公安等各方面力量，整合國內外資源力量，進一步健全合成作戰(zhàn)的體制機制，初步實現(xiàn)了“全國一盤棋、內外一張網(wǎng)”。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從《北京反腐敗宣言》到《二十國集團反腐敗追逃追贓高級原則》，從推動建立雙邊執(zhí)法合作機制到深化多邊交流合作，從講好“中國故事”到積極構建國際反腐敗新秩序……中國以實際行動占據(jù)了國際道義制高點，贏得了廣泛支持。

　　全黨動手一起抓，讓每一起外逃案件都有人抓、有人管、有人督；國際合作一起追，讓每一名腐敗分子都藏不住、睡不著、坐不安。這就是中國追逃追贓最重要的“秘笈”。

　　“中央的重視和肯定，讓我們更加堅定了做好工作的信心和決心。”3月下旬舉辦的全國追逃追贓工作培訓班上，不少學員表示，“我們要圍繞重點案件打好政治戰(zhàn)、外交戰(zhàn)、法律戰(zhàn)、輿論戰(zhàn)和信息戰(zhàn)，進一步擴大戰(zhàn)果。”

　　多管齊下顯威力

　　記者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目前已歸案的40名“百名紅通人員”中，有25人系被勸返，占比62.5%。

　　勸返是近年來摸索出來的一種行之有效的追逃辦法，主要是通過規(guī)勸、說服等方式動員外逃犯罪嫌疑人自愿回國投案。“百名紅通人員”頭號嫌犯楊秀珠、剛剛歸案的李世喬，便是其中典型。

　　此外，緝捕也是追逃的重要方式和途徑。據(jù)初步統(tǒng)計，“天網(wǎng)行動”啟動當年，就有孫新、錢增德、李遠壽、趙汝恒等4名“百名紅通人員”從國外被緝捕歸案，另有戴學民、吳權深二人在國內落網(wǎng)。

　　“突然，房門被敲響了，有兩三個當?shù)鼐爝M了屋子，這時我一抬頭，又看到幾個中國面孔的人，一瞬間，我都明白了……”被緝捕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張清曌在懺悔錄中回憶道。

　　這一“瞬間”發(fā)生在2016年2月6日中午，在有關國家警方配合下，遼寧工作組在加勒比海某島國一處大山里，將張清曌與其同伙付耀波抓獲。

　　據(jù)媒體報道，孫新在柬埔寨期間化名“王松”，持柬埔寨身份證，在一座工廠里擔任會計，已潛藏了6年時間。2015年6月，應中國警方要求，柬埔寨警方與中國警方合作對其實施了抓捕。孫新也成為首個境外緝捕押解的“百名紅通人員”。

　　除勸返、緝捕外，遣返、引渡、異地追訴等途徑也在追逃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能否用好法律武器，是對“獵手”們的一大考驗。

　　以遣返為例，一種情形是由罪犯逃往國直接啟動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另一種是犯罪嫌疑人在逃往國被定罪量刑后，在服刑期間或服刑完畢被遣返回國。

　　據(jù)公開報道，潛逃美國14年的“百名紅通人員”、楊秀珠的弟弟楊進軍，便是在中美兩國司法執(zhí)法和外交等部門密切合作下，作為非法移民被強制遣返回中國。這也是美國首次向中國遣返公開曝光的“百名紅通人員”。

　　“需要注意的是，境外追逃是逃犯所在國家或地區(qū)執(zhí)法部門協(xié)助我們緝捕逃犯，是以逃犯所在國家或地區(qū)法律為規(guī)則的，并不是我們批準拘留或逮捕外方就移交給我們的。”公安部經(jīng)偵局副局長尤小文表示，執(zhí)法合作是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友好的外交關系有助于推進境外追逃，但不能取代對方國家法律的要求。

　　基礎工作是關鍵

　　“一名同志跟楊秀珠案跟了14年，楊秀珠回來了，他也要退休了。”全國追逃追贓工作培訓班上，浙江省紀委副書記、省監(jiān)察委員會副主任、省追逃辦主任羅悅明的一番話，令學員們無不動容。

　　據(jù)悉，這名同志長期從事楊秀珠案的相關基礎性工作，作出了積極貢獻?；A性工作對于追逃追贓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開展國際追逃追贓，對象在國外，基礎在國內。及時、全面收集固定證據(jù)、摸排關系人等基礎性工作，可以說是追逃追贓的重要前提，也是各種追逃戰(zhàn)術發(fā)揮作用的必要條件。

　　“對每一名紅通人員，我們都要組織精干力量，全面收集固定證據(jù)，做到對涉嫌犯罪全部事實心中有數(shù)、對在國內重要社會關系心中有數(shù)，并查清犯罪事實、家庭背景、生活狀態(tài)和交往軌跡。”河南省預防腐敗局副局長馬海盈說。

　　據(jù)其介紹，針對“百名紅通人員”黃玉榮潛逃時間長、涉案人員多、取證工作難的特點，他們五下云南、三下四川、六下湖北，歸納、整理、篩選案件材料，為開展勸返打下了基礎。

　　為了盡早將付耀波、張清曌抓獲歸案，來自遼寧本溪的專案組往返5省7市，行程3萬余公里，查清了二人出逃前的“時空軌跡”，并最終確定了藏匿地點。

　　通報曝光亦是基礎性工作的一項內容。“百名紅通人員”名單公布次日，江蘇省追逃辦便接到中央追逃辦轉來的上海市有關部門緊急報告：上海邊檢總站排查外逃人員信息時，發(fā)現(xiàn)有人涉嫌變換身份潛回境內。經(jīng)公安、檢察機關初步確認，此人為“百名紅通人員”戴學民。

　　另據(jù)報道，“百名紅通人員”公布后，群眾積極提供舉報線索，孫新案就是有關部門在對群眾提供的線索仔細核查、比對后，果斷采取行動取得突破的。（記者 瞿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