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

　　觀察經濟現(xiàn)象的方法、理論偏好，往往會對觀察結果產生影響。近期，兩家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了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引起廣泛關注。如何從理論的層面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如何看待當前改革中遭遇的來自增長和穩(wěn)定方面的挑戰(zhàn)？改革和增長、穩(wěn)定是不是真的存在不能同時實現(xiàn)的所謂“不可能三角”？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往往產生于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jù)。我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風險，完全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wěn)定“不可能三角”。

　　記者：有國際評級機構將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調整為“負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如何從方法論的角度認識這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

　　蔡昉：中國在改革開放長達33年的時間里，實現(xiàn)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fā)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于這種高速增長之后，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產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產生于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jù)。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xiàn)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xiàn)出過分悲觀的情緒。

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周期現(xiàn)象。我們可以從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增長缺口看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國潛在增長率高達10%左右，如果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沒有發(fā)生任何階段性變化，潛在增長率仍然保持那個水平，目前實際增長率只有7%左右，則意味著尚未達到潛在增長能力，存在增長缺口。如果我們承認隨著發(fā)展階段變化，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下降了，則會看到目前的增長率仍然符合潛在增長率。

　　雖然增長速度下降了，但是，沒有增長缺口就意味著不是周期現(xiàn)象，而是經濟發(fā)展階段變化的表現(xiàn)，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tài)的特征之一。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是規(guī)律性的現(xiàn)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自身之前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是正常的。

　　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于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至2010年期間處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于同樣發(fā)展階段上各國的平均水平。

　　因此，我們不應該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tài)，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xiàn)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出發(fā)，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一般性結論是不錯的。但是，由于他們的研究中缺少對中國獨特因素的分析，因此做出中國經濟增長率很快將降低到3%左右的預測，顯然是比實際情景要“悲觀”得多的預言，無意中助長了唱衰中國的論調和做空中國的打算。

　　中國以往實現(xiàn)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于改革開放消除了阻礙資源有效配置的體制性障礙，人口紅利得以釋放出來?，F(xiàn)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我們對潛在增長率的預測并不支持上述預測，而是認為中國經濟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并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tǒng)發(fā)展動能，培養(yǎng)新的發(fā)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記者：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更多是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是不是應該多從結構變化的層面觀察中國經濟？

　　蔡昉：是這樣的。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于增長的速度而在于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fā)展的“不平衡、不協(xié)調、不可持續(xù)”。符合經濟發(fā)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于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xié)調和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軌道。從結構變化來看，中國經濟前景非常美好。

　　一個證據(jù)是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產業(yè)發(fā)展加速，第二第三產業(yè)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產業(yè)產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qū)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趕超，地區(qū)發(fā)展更加平衡。

　　證據(jù)之二是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tài)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tǒng)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fā)。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jù)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yè)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yè)以代表新經濟，并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shù)”，發(fā)現(xiàn)該指數(shù)與傳統(tǒng)的采購經理指數(shù)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現(xiàn)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等機構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shù)”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三是經濟發(fā)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fā)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于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鎮(zhèn)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后，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shù)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相反，如果過分強調需求側因素，應對政策就可能更多地青睞采取刺激手段。誠然，在新常態(tài)下，傳統(tǒng)增長源泉以一種急速的方式弱化，而新增長動力并不會自然而然產生，需要一定的時間培養(yǎng)。為了避免過急過陡的增速下滑，避免經濟波動和社會沖擊，宏觀經濟政策保持適度寬松，以維持經濟減速的平滑性是需要的。然而，一旦實行超過“補短板”限度的強刺激，試圖使實際增長率長期處在潛在增長率之上，則會加劇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不協(xié)調和不可持續(xù)問題，還會積累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

　　記者：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泰勒表示，中國確立并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wěn)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真的存在這樣一個“不可能三角”嗎？我國正在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對改革增長穩(wěn)定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蔡昉：穆迪分析人員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于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即把中國經濟減速看成周期性現(xiàn)象，把宏觀經濟刺激看成保增長的不二手段，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

　　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xiàn)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fā)現(xiàn)，改革、增長和穩(wěn)定三者之間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wěn)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yōu)先領域、分寸恰當并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風險，實現(xiàn)經濟和金融穩(wěn)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于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于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yōu)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guī)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后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非農產業(yè)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

　　能夠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改革，包括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著眼于降低企業(yè)成本和交易費用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于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等。由于這類改革著眼于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穆迪臆想出來的這個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wěn)定“不可能三角”。